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

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 内容提要

    被我们称作是企业家精神的神秘事物到底是什么?企业家到底做些什么事情，成功需要特殊的品质和技能，还是仅仅需要运气?大型公司可以吸取企业家的创业经验吗？风险资本的作用是什么？
　　在一个充满奇闻轶事和民间传说的领域，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将十多年的深刻研究与当代商业和经济理论融为一体，为理解企业家精神提供了一个详尽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又深刻的研究视角。通过对数百家成功企业的研究，作者发现，典型的企业在创业时无不出身卑微，因陋就简。由风险资本资助的计划完善的企业只是一种例外。诸如比尔·盖茨和萨姆·沃尔顿此类的企业家开始捕捉的机遇规模很小、不确定性很高，他们没有多少资本，几乎不做市场调查，也缺少技术创新。相对于远瞻未来的能力、交易谈判的能力和招募顶级团队的能力而言，应对不确定性和意外情况的能力、面对面的直销能力以及管理二流员工的能力要更为重要。
　　将一个因陋就简的新兴企业发展成为一家世人瞩目的大型公司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企业不再采取适应机会市场的“机会主义的调整”策略，而要遵循抱负远大的战略指引。这要求企业家具备一些创业初期并不重要的品质，比如雄心壮志、勇担风险。成熟企业必须以一种管理有序的方式来开展创新活动。英特尔和默克这样的公司会把资源集中起来用于开展大型创新项目，而积极进取的企业家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型创新项目的成功需要仔细地遴选投资方案，谨慎地制定投资计划。而且需要协调的是为数众多的普通员工而不是少数几个自我激励的天才员工。
　　对于任何梦想开创自己事业的人士，力图发展现有公司的企业家或管理者，以及想要理解这一重要经济现象的学者而言，这本清晰简明的管理学著作都是必读之作。 
    《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是想通过系统的研究来组织并阐明我们关于企业家的思想，它有着实践上的根源。《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起源于我对商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想要创办、建立属于自己的企业，有关企业家的课程变得十分流行。1979年，我从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简称HBS）M.B.A.课程毕业时，HBS只有一门关于如何创办新企业的课程，而且800人的毕业班里只有不到100人选了这门课。到1996年，有九门原定900人的课程实际参加人数超过了1400人。与此相似，斯坦福大学的商学院也报告说，现在有九成以上的M.B.A.学员选修至少一门企业家课程。然而，关于这些课程我们仍然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商学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用于研究大公司的企业家活动——默克（Merck）公司如何研制新药，英特尔（Intel）如何研制新的CPU，迪斯尼（Disney）如何生产、销售《小美人鱼》，麦当劳（McDonald’s）又是如何把巨无霸汉堡介绍到中国的。而对于如何创办和发展新企业则没有投入什么精力进行系统研究。
　　出于某些原因，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是大公司的创新活动。当美国的商学院及商业研究工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熟起来的时候，大公司主宰着经济领域。据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称，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大型的经理式工商企业”出现于十九世纪下半叶。1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种由各阶层支薪经理而不是所有者控制的新形式，“主宰了美国的核心产业。”2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根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观察，1967年美国五百家最大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占全国年提供量的近半数。他写道，“七十年前，公司仍然局限在这样一些行业——铁路、蒸汽轮船、制钢、石油开采和提炼，以及一些矿业。在这些行业中，生产似乎必须大规模地进行。而现在，大公司开始销售杂货，加工面粉，印刷报纸，或是提供大众娱乐，总之，他们开始进入所有先前属于个体户或小公司的领域。”
　　就象那些最初创建他们的企业家一样，大公司也曾经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力量。经济学家约瑟夫·熊比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大公司的兴起不可避免，还预言说这种发展趋势最终将会扼杀了企业家个人的“创新能量”，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毁灭。“完全官僚化的巨型产业组织，”熊比特写道，“不仅驱逐了中小型厂商，剥夺了其所有者，而且最终会驱逐企业家，剥夺整个中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将失去收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失去职能。”4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一位当代的熊比特——也认为，在企业里不占大股的经理们比起企业的奠基者来说要保守的多，他们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事实上，大公司极为出色的承担起了企业家的创新职能。他们推出了喷气发动机、电视机、塑料、药品、大型计算机，还有其他大量的新产品。这些企业从国内发展到到海外，进而演变成为跨国公司。他们还试验并采纳了非集权化的新型组织，以适应其日益增大的规模和范围。用钱德勒的话说，熊比特所谓的“完全官僚化的巨型产业单位”“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提供了基本的活力或动力。”这一变化“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大公司的增长和活力似乎降低了企业家的实用性。加尔布雷斯在1967年写道，在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上，“公司是所有者的工具，是所有者人格特征的投影。这些头面人物的大名——卡内基（Carn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哈里曼（Harriman）、梅隆（Mellon）、古根海姆（Guggenheim）、福特（Ford）——传遍了整个大陆。”6然而到加尔布雷斯写作的时候，大公司的首脑们变得不为人知了（“在底特律和汽车工业之外，整整一代人没人知道当时通用汽车的总裁是谁”7），并且他们在企业中不拥有显著的股份。这些“组织人”及其所控公司的重要性使得企业家个人成为不太引人注目的研究对象。
　　公司创新活动的日益常规化满足了商业学者研究的标准和渴望。弗兰克·奈特在1921年写道，创办新企业需要“一种出于本能的决策”。他写道，企业家如何做出决策是一个“用科学解不开的迷。我们只能简单的依赖智能动物的一种‘能力’，来形成对事物多少有些正确的判断。这种判断乃是对价值的一种直觉。”8现代公司努力使这一过程不那么神秘。熊比特在1942年写道，创新“正在被简化成一种常规。技术工序日渐成为经过训练的专家的工作，他们使得技术工序有可能以一种可预计的方式工作。”与威廉·J·鲍默尔（William J. Baumol）称之为企业家 “杂乱无章的决策过程”相比，公司创新活动的常规化为系统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一些研究者与他们各自的研究主题建立起了共生关系。大公司的创新过程可以由财务、营销、战略及其他商业学科内的学者记录下来并做出评价。反过来，学者们又为公司的决策者发展并提炼出新的工具。例如，财务管理教授可以帮助普及净现值分析的应用。当学者们发明出诸如期权分析等更加复杂的工具时，公司（比如默克）则会将其用于管理研发的投资组合。
　　学者们发现，关于大公司的可靠数据变得更容易获得。新企业的数量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又很容易在开办后不久就消失不见了。他们的财务记录是保密的，而且通常作的很差。大公司的数量则少的多，也稳定的多。经过审计的、标准化的公共会计数据使研究者可以通过公司间的比较与历史比较来验证其假说。股票市场价格为验证理论提供了又一客观准绳。例如，像R·P·鲁梅尔特（R. P. Rumelt）这样的研究者，就可以通过考察大量有关美国最大五百家工业企业中一百家的多元化战略的数据，提出反对非相关多元化的建议。
　　专门研究大公司的经济学更具有吸引力。大公司的兴起带来了对训练有素的职业经理人的大量需求，成倍增加的M.B.A.和其他一些商业课程满足了这一需求。举例来说，1956年，美国共有138家机构为4 266人颁发了商业硕士学位。而1990年，共有668家机构为77 203人颁发了硕士学位。12同一时期内，商业学士的数量也从每年50 000人左右增加到250 000人左右。这些项目的课程以及相关的基础研究，自然以大公司的问题和实践为导向。
　　如今管理咨询公司的研究预算同那些一流商学院的旗鼓相当，他们也发现为大公司提供服务回报更大，同样的工作会为他们赢得更高的收益与声望。1939年，马文·鲍尔（Marvin Bower）和他的两个合伙人创办了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 ＆ Co.）。最初他们为一些小公司提供服务，但很快就转而培养收费更高的大客户。更高的收费使得麦肯锡可以雇佣高质量的咨询师，并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这又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大客户。现在，麦肯锡拥有世界各地的知名客户，成为一流商学院中极为抢眼的招募者，每年花在知识管理方面的开支就高达5 000多万美元，但它仍然坚持不为那些支付不起费用的新企业和小企业提供服务。
　　如今企业家又重新占据了大众的头脑。越来越多野心勃勃的青年男女梦想着日后创办自己企业，而不是通过公司的阶梯晋升。政治家们则指望新企业可以带来就业增加和经济增长。这种重新兴起的兴趣使得人们很想系统了解企业家精神的显著特征。然而，有关新企业的系统知识的供应还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增长。
　　企业家的复兴部分源自于有关大公司的一些不现实的信条的破灭。用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的术语说，经理式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企业家式的资本主义。在二战后退居幕后的所有者管理的公司，仍然占据整个经济活动的近二分之一强。肯·奥尔逊（Ken Olsen）的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mpany，简写为DEC）和埃德文·兰德（Edwin Land）的宝丽来公司（Polaroid）发展的新产品和新市场，与由职业经理人管理的IBM和柯达相比毫不逊色。一些新企业还开辟了新的行业，比如静电复印机和有线电视。哈佛商学院素以资本主义的西点军校而著称，它所培养的企业家至少在数量上与大型商业企业的统帅一样多。1983年，霍华德·H·斯蒂文森（Howard H. Stevenson）对M.B.A.的调查表明，从1942届开始至今，H.B.S.的校友中有三分之一还多的人如今独立经营自己的事业。大约半数在不到五百人的企业里工作，只有6%的校友在员工人数超过一万的公司里工作。尽管学院为拥有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这样的毕业生感到庆幸，然而学生们对在大公司中的职业生涯则感到有些困惑。查尔斯·D·奥斯（Charles D. Orth）在1963年《社会结构与学习气候：在哈佛商学院的第一年》中提到了H.B.S.的目标和新录取学生的渴望之间的矛盾。在奥斯看来，学生对成功的定义更像是“创业者/企业家型”，而不是“商学院创造的职业标准所暗指的管理者/经理型。财务天才、税法专家、‘精明的生意人’，以及超级销售员的形象在某些学生眼里和商学院所重点培训的职业经理一样令人羡慕，甚至更好。”奥斯对将要入校的学生做了一项问卷调查，他发现只有55%的学生表示将来要投身于“管理生涯”；而其余的要么“对企业家机会感兴趣”，要么对毕业后要做什么还不确定。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一些事动摇了人们对全能式大公司的信念。加尔布雷斯曾写道，“大公司不会亏损。”他提到在1957年的衰退中，“美国最大的几家公司没有一家没有盈利。最大的20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年终有赤字。”然而后来大企业不再具有亏损免疫力了。佩恩中部铁路公司（Penn Central）公司申请破产；洛克希德和克莱斯勒因为有联邦紧急援助才避免了同样的命运。工业企业在1982年的衰退中，最大的100家中有8家，最大的200家中有21家在年终时出现了亏损。大公司的就业也已经封顶饱和了。戴维·L·伯奇（David L. Birch）在197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声称，小企业创造了美国新增就业的66%，然而“中型和大型企业提供的就业加在一起仍相对较少。”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企业和企业家又变得时髦起来。1979年，伯纳德·戈德赫什（Bernard Goldhirsh） 创办了《有限公司》（Inc.）杂志，“该杂志是为那些正在成长的公司所办。”到1996年，《有限公司》杂志在北美地区的发行量高达659 263份，而《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发行量为893 945份；《财富》（Fortune）为804 754份；《福布斯》（Forbes）为783 456份。《有限公司》杂志的成长吸引了《企业家》（Entrepreneur）和《成功》（Success）杂志这样的竞争者。商学院的校园里对企业家精神的兴趣大为高涨。根据杰罗姆·卡茨（Jerome Katz）于1991年汇集的数据，在美国几十所认证的商学院提供某些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课程。1998年，有120所商学院提供这类主修课。“在校友和在校学生要求的驱使下，”伊桑·布朗纳（Ethan Bronner）在1998年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中写道，“在今天的商业研究中，没有哪个领域比企业家精神更热门了。”
　　然而，阻碍对企业家进行严肃研究的因素仍然存在。从实践这方面看，可靠的数据仍然难以获得。为新企业和成长中的企业提供专家意见所得的财务收益仍然较低——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仍然拥有较为雄厚的财力以支付专家咨询费用。理论上的问题也同样严重。长期的忽视使得该领域根本没有什么结构完善的假说，以供研究者确认或修正。
　　事实上，许多人认为企业家精神中非常关键的方面并不在学者的探究范畴之内。鲍默尔提出“海森伯格原则适用于企业家行为。”如果对某一企业家行为描述的过于细致，“那么这种行为就不再富有企业家精神。”18有些人则认为新企业的业绩依赖于一些无法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和传授的因素。菲利普·瑟斯顿（Philip Thurston）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对企业家精神的传授发表了评论，他说在该领域从教十年之后，他发现：“商业管理教育对成功创办商业企业，充其量，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19在同一次研讨会上，另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阿奇·杜利（Arch Dooley）肯定的说，学术界并不知道“教育活动是否能通过直接方式，对形成企业家成功所需的关键要素发挥重要作用。”杜利和一些成功的企业家进行了会谈，试图确定他们认为对其成功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他们的回答大多与时机、勇气、决心、运气等因素有关，和学术研究涉及的主题则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据布朗纳称，现在商学院的校友们“捐赠了成卡车的美元用于建立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和资助教授职位，然而没有几个学者能达到这种要求。”有关企业家精神的教授职位的数量从1980年的18个增加到如今的200多个，但是其中的许多仍然是虚位以待，因为商学院无法轻易找到具备必要学术背景的候选人。1998年9月，纽约大学商学院拥有四个受资助的企业家精神教授职位，其中两个仍然虚位以待。学院的主任乔治·戴利（George Daly）告诉布朗纳，他认为“企业家精神只是一个正在学术研究范围内找寻其意义的词汇。”
　　对有关企业家精神的课程日益增长，这种需求经常通过雇佣助手或兼职员工的方式得到满足。与其他学科相比，训练有素的新研究者的数量实在太少了。圣路易斯大学的杰瑞·卡茨（Jerry Katz）整理了一份北美和欧洲大学的名单，这些大学在企业家精神、小企业、家族企业、中小规模企业研究等领域拥有博士项目或博士研究生。跟据卡茨的研究，1998年，只有五所商学院——沃顿（Wharton）、乔治亚（Georgia）、卡尔加里（Calgary）、欧洲企业家精神博士项目（the European Doctoral Program in Entrepreneurship）、瑞士约翰戈平国际商学院（the Joenkoep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提供有关企业家精神的正规博士课程。22在132所认证的商学院中总共只有29所有博士项目。同样显著的是一流商学院中没有企业家精神博士项目或博士研究生的数量。根据1998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的排名，前20位商学院中只有5所——哈佛、纽约大学（NYU）、北卡洛莱纳（North Carolin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和沃顿——出现在卡茨的名单上。
　　在学术界对新企业的普遍忽视中，对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简称VC）及由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的研究属于一个例外。这一课题很好的迎合了学术研究的标准。由风险资本支持的新企业代表了私人企业和职业经理阶层这样一种令人兴趣盎然的结合。风险资本支持的模型需要有市场调查、商业计划、经验丰富的创办人，还有能够提供意见、洞察力与重大财务支援的专业风险资本家。康柏电脑就是一例成功遵循该模型的新企业。康柏的创始人罗德·凯宁（Rod Canion）、吉姆·哈里斯（Jim Harris）、比尔·默多（Bill Murto）都曾在德州仪器公司（Taxes Instruments）担任过高级经理，他们还制定了非常系统的计划，用技术上更优秀的产品挑战IBM。资深投资家本·罗森（Ben Rosen）帮助罗德·凯宁筹措到2 0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这笔钱使得这个新企业可以从一开始就像大型、成熟的公司那样行事。凯宁可以通过提供慷慨的薪资和股票期权参与计划来吸引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康柏还在一年内建立起自己的全国经销商网络，用来展示它生产的第一批产品原型。第一年的销售总额就高达1亿多美元。
　　像康柏这样的新企业和现代大型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很多方面，风险资本现象代表着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变异，对它的研究也是商业研究的一种逻辑延伸。像大公司的决策者一样，风险资本家也试图使用系统程序和标准，在条款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来进行投资并提供资本。他们支持像凯宁这样经验老到的企业家，因为他能为风险企业带来大公司的专业化管理实践。现代财务理论、组织行为学、战略学等等则为分析风险企业的资本结构、契约和投资等提供了便捷的框架。研究者能够获得风险资本行业的有关数据，并对之进行分析。像大企业一样，风险资本家是一个有限的、可以确认的概念。他们试图制定出进行投资的系统程序和客观标准，还试图在投资中使用完备的契约。对于风险资本家的投资额及其收益率，风险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组织都会发布他们所研究的数据。
　　然而，尽管对风险资本的研究符合学术研究的现有标准和风格，它所提供的有关典型企业家和新企业的观点仍然极为有限。我们将会看到，风险资本家只对杰出的企业家和风险企业投资。能够达到风险资本要求的新企业少之又少。在美国每年新成立的近百万家企业中，风险资本只为几百家企业提供资金。康柏所代表的是新企业的特例而不是常规。以惠普（Hewlett-Packard，简写为HP），戴尔电脑（Dell Computer）和Gateway（这家公司现在个人电脑市场上与康柏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竞争）为例，大多数企业创业时的资金、专业管理人员和计划都非常有限。在这个由资本短缺、即兴而为的新企业所构成的关键领域内，我们的系统知识实在是太少了。
　　我是从1988年开始研究新企业的，当时我刚成为HBS的一名教员，开始教授一门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课程。在这个领域里我没有什么背景。我曾经有两次试图创办风险企业的失败经历，除此之外，主要致力于用公司方法研究商业。我于197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M.B.A.学位，当时创办新企业还没有成为时髦。公司范式的逻辑性与理性让我着迷。后来我在麦肯锡公司工作了五年，在那里我努力运用并不断提升自己在商学院学到的理论。接下来我获得了工商企业管理的博士学位，在这段时间里我研究了大型、多元化公司的敌意并购问题。现在，我面临的任务是教给学生如何创办、发展属于自己的、通常较小的商业企业。
　　要想适用于实际中的新企业，商学院的方法必须进行重大的调整，对这一点我有所了解。在麦肯锡工作时我曾发现，商学院的理论是建立在对大型产业公司研究的基础上的，难以应用于金融和投资银行的自由天地。竞争战略的传统模型要求企业寻求压倒竞争对手的可持续优势，它们可以对诸如私有技术、品牌名称或者大规模厂房等资产抢先进行投资。正如我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里描述为“抢夺战略”23的情况一样，在许多金融企业里，易于模仿性和资源的可替代性使厂商无法建立起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盈利性是一种有关战术和经营能力的职能（“抢夺”），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占优战略。随机观察表明，在新企业中，战略的实施也比战略本身更为重要。
　　我的博士论文也表明了个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入侵者”）进行的并购与公司并购之间的显著差异。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简写为CEO）们很少发出敌意投标，他们宣称合并将会带来战略利益或者协同效应。敌意并构主要是由那些寻求迅速回报的企业家进行的，他们通常通过出售非关联资产来为交易进行融资；对协同作用或者长期商业战略他们根本不感兴趣。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我系统的研究了个人和大企业之间在创新方面的差异，想借此对企业家精神的教育工作做一些贡献。我出版了课程笔记、案例研究，还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了若干篇文章，所有这些都带有一种教学性或者说明性的倾向。我的目的是把以前发展的理论整合起来以帮助个人创办、发展自己的商业企业，并在对一种重要现象进行系统观察的基础上提供一种连贯一致的解释。这种综合把几百位企业家的亲身经历汇集起来，在精心剔除了明显的解释性内容之后，将企业家的职责置身于更广阔的经济背景之中，集中考察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想从字里行间得到实际建议的读者最好参考一下我早期的文章。
　　这种主要从经济角度考察企业家的研究，是对现有经济理论的一种补充，而并非挑战。我所研究的是一些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的问题，在此之前它们不在该学科的传统边界之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运用了来自从代理理论到实验心理学等若干领域的理论和概念。然而，很少有人能深入了解这些理论，并轻松运用那些专业术语。因此，我尽量只使用这些领域中标志性的、得到广泛认可的思想，而尽量少使用它们的专业术语。同时，我还要设法应对有关企业家成功的通俗解释，这些解释建立在“决心”和“毅力”这样的术语上。我并没有忽视这些看上去模棱两可的想法，而是试图根据企业家的特殊任务和职能来确定它们的精确含义。我希望这样的努力不会被人们看作是天真无知和晦涩难懂想法的大杂烩，我只是努力利用目前最好的思想去解释一种重要而又复杂的现象。
　　最后我要说的是，《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仅仅是对新商业企业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而不是肯定无误的结论。尽管在该领域内探索已多年，我还不能说已经确定了企业家精神的所有主要特征，更不用说那些细节问题了。我提供的是一些得自我本人研究的的推测，而并不是肯定的结论。人们应该对我的推测提出挑战并做出修正，或者提出自己的假说。在这个重要舞台上进行的研究曾经因为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受到抑制：学者们避开这个领域是因为其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但是没有学者的努力这种理论是不会自发产生的。我希望《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提出的研究框架和种种假说有助于打破目前的僵局，促进对该课题应有的严谨的学术研究 

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 目录

第一部分　有前途的新企业的性质 
第１章　资源禀赋与机遇 
第２章　有计划的调整与机会主义的调整 
第３章　获取资源 
第４章　与众不同的品质 
第５章　大公司的创新活动 
第６章　风险资本资助的新企业 
第７章　革命性创新企业 
第８章　总结与归纳 
　　第二部分　新企业的演进 
第９章　消失的性质 
第10章　现有的理论与模型 
第11章　关键任务 
第12章　卓越的品质 
　　第三部分　社会意义 
第13章　重新审视熊彼特 
第14章　便利条件 
结论 
附录1 
注释
参考文献
译后记

· 组织文化诊断与变革

· 新企业的起源与演进

· 创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