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中文版序……………………………………………………………………………………1 中译者序……………………………………………………………………………………………1 前 言………………………………………………………………………………………………1
第一部 新政治文化:解释什么变化、哪里变化、为何变化的分析框架 第1章 全书概览 特里·N.克拉克 ………………………………………………………………………3 第2章 新政治文化:后工业社会里支持福利国家等政策的动态 特里·N克拉克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10
第二部 新政治文化在哪里出现?为何出现? 第3章 真有所谓新政治文化吗?在数十年来的历史动态中求证 特里·N.克拉克 ………………………………………………………………………95 第4章 新政治文化评价:世界各地城市比较 特里·N.克拉克 ………………………………………………………………………122
第三部 等级架构和政党如何给政治和政策排序重新定向 第5章 都市政党:角色与转换 文森特·霍夫曼-马丁诺 ………………………………………………………………263 第6章 地方官员政策选择的变化 奥斯卡·加布里埃尔 卡提亚·阿赫尔斯迪克 弗兰克·布雷兹施奈德 沃尔克·昆兹………………………………………………292 第7章 走向单维度的意识形态文化吗? 来自瑞士地方党派的证据 汉斯·盖瑟尔……………………………………………………………………………313 第8章 市民对控制地方增长的选择:美国新政治文化 运动在郊区得到支持的趋势……………………………………………………………346
参考文献……………………………………………………………………………………………366 译者后记……………………………………………………………………………………………388
-------------------------------------------------------------------------------- 英文目录 暂时没有英文目录 -------------------------------------------------------------------------------- 序 言
前 言 特里·N.克拉克
什么是新政治文化?许多人误解新政治文化,给它贴上“正误”的标签。除了把传统的“正”和“误”结合起来,使之超越“正误”以外,新政治文化还加上了新的关怀:使政府提高效率,协助市民理解并积极参与决策过程。这是世界政治舞台上出现的一支新的重要力量。这并不是说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业已消逝,也不是说阶级政治和侍从主义(clientelism)业已死亡。新政治文化和这些传统的政治竞争;实际上,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游戏规则的辩论。本书对新政治文化的主要注意力来自于对新政治模式与旧政治模式反差的理解,而不是来由于其他的模式。我们刚探索这个问题时,许多人觉得新政治文化根本就不存在;一些人至今轻视它,更多的人在抗拒它。我们并不把它当做道德上健全的政治来捍卫;本书仅仅是对此做一些正面的分析,而不是做规定性的评估。不过,它把许多人认为是“坏”的东西纳入考察的视野,这倒是显而易见的;所谓“坏”的东西有不稳定的领导、脆弱的政策承诺、与历史悠久的社会群体(比如工会、阶级或少数民族)等等的联系。本书将要对许多“坏’’的东西进行详细阐述,同时又对人们欣赏的特质进行描绘。不过概括地说,许多国家的普通市民常常支持新政治文化的候选人及其纲领;与此相对,职业政治家、某些利益集团和传统的政党官员常常不支持这样的候选人及其纲领。由于市民的重要性已经提高,新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 贴标签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比如,意大利、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新领袖常常被称为“资本家”或“新右派”这一类标签既反映了它们描写的新领袖也反映了观察者的(旧)意识形态。新政治文化的领袖既不同意马克思和罗斯福的观点,也不同意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观点。给旧瓶装新酒是自然的人性之举,但重要的标签常常是错误的。今天的主要冲突不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冲突,不是政府管多管少的冲突,而是等级制度对平均主义的冲突。美国邮政局、通用汽车公司和各国军队,全都是平均主义者谋求铲平的等级制度。 第2章非常详细地勾勒了新政治文化理论。以后各章评估第2章提出的各种命题,我们提供的实证有市民的问卷调查、人口统计数据、民族志材料——这样的实证材料来自于世界各地的7000座城市。这些城市的比较数据是从“财政紧缩与都市革新”的研究项目(FAUI Project)里搜集的,这个研究项目为期14年,是500余人花费大量时间和经费的结晶。项目成果包括20来本书、200多篇文章,这些成果是首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动态研究成果。我们看到,在一个国家许多有效的政治理论必须要经过改造才能够解释其他国家的情况,这是激动人心的发现。看到这样的语境改变既加强了我们理论的说服力,也磨炼了我们的民族主义冲动..例子请见本书的第1章“全书概览”。 本书的对象既有一般的读者也有社会科学家,包括大学生、相关的官员、市民领袖和有兴趣的市民。大多数技术问题放进了注释和附录,以便使阅读顺畅。不过,遇到复杂的现象时,我们不追求把复杂的思想简化,比如本书的主要命题——新政治文化就不能被简单化。 本书是关于新政治文化的三部曲之一,是最后的一卷,也是最全面的一卷。3本书的孕育始于本书第2章的初稿《新政治文化》(克拉克与英格尔哈特合著,1989、1990),它就阶级政治与新政治文化进行对比,提出22个命题,证明新政治文化的重要性。第二卷《后工业社会里的公民政治》由克拉克和雷姆佩尔合著(1997),主要以市民调查数据来验证新政治文化的命题。这样的数据有利于探讨个人的职业、年纪和性别特征,这些特征和市民数据里的其他特征有关系。第一卷《都市革新》由克拉克独自完成(1994),用美国的市民数据检验新政治文化的命题,分析贯彻执行这种政治文化的政策,比如控制增长和新型管理技巧的政策。这些新政治文化命题做了适当的调整以适应几种不同的语境,西欧和东欧、澳洲、日本(第三卷),后共产主义的东欧。我的《新政治文化》那篇文章被翻译成了波兰语和匈牙利语(克拉克,1993;亦见佩特里,1991;苏拉萨斯卡,1 995);还被翻译成了西班牙语(罗约,1990;兰达,1995、1 996)。新政治文化的命题还激发了一些持续不断的切磋:“社会阶级是否正在消亡”,社会阶级是否正在让位于后工业政治(克拉克与里普赛,1991;克拉克、里普赛与雷姆佩尔,1993;侯特等,1995;又见本书第4章)。 书中的命题涉及几种研究方法。有些命题涉及个体公民(比如,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事物就越是开明),另一些命题涉及社会政治体制的特征(比如,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是一以贯之,新政治文化越是不容易出现)。由于这些命题相当复杂,所以我们分解出一些子项目来处理,子项目之间既互相交叠,又有不同类型的数据。书中的理念曾经在学术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发表,然而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在这3卷书里推出的。每一卷探讨最适合自己的命题,用一种类型的数据和民族语境来验证相关的命题。 这3本书是合作的产物。思想的火化首先是在“财政紧缩与都市革新”的研讨会上产生的,这些研讨会的主题是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在比较不同的阐释的过程中,我们听见这样一些声音:“官僚在奥斯陆的地位更重要”,“日本几乎没有新的社会运动”等等。数十项类似差别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我们建立一个分析框架,以便阐述这些差异。我们的目标始终是用一个总体理论来解释不同的案例和例外。我们认为,这个总体理论是一套命题和适合命题的预设。比如,我们不会说,阶级政治在法国重要,后工业政治在美国更加重要;我们提出的是更加抽象的命题:公民文化水平比较高和政党比较弱是能够促进后工业政治的两个条件。这样的命题应该能够捕捉住一些关键的方法,这些方法能够解释美国和法国不同的国情,也能够解释其他国家不同的国情。 许多研究内容涉及一个或几个民族国家。研究结果因国家而异。这是“小国”研究固有的特点(题中应有之义):国家是“珍稀动物”,各具特色,原因各有不同。从何着手呢?有人建议对一两个国家做深度研究(比如斯柯克波尔,1979)有人建议用“布尔分析法”(“Boolean analysis”)对几个国家进行比较(比如拉钦,1987)。当然,这些方法都能够给人提供新的洞见,然而我们发现,对理论上至关重要的国家和城市的案例研究,是比较有用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概括是很有趣的(东欧、意大利和法国新领袖的涌现就是比较好的案例)。我们将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同步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发现案例,并显示案例的普遍性或特色。做比较研究时,我们发现,增加对象国家数量是必须要遵循的方法,用验证命题的方式做概念明确的比较也是必须要遵循的方法。换句话说,建立一门科学用哪一种方法好呢?用少数珍稀的恐龙好呢,还是用数以千计的果蝇好呢?我们的方法建立在跨国比较研究的方法的论革新上,斯泰因·罗康(Stein Rokkan)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即为一例。可惜,此后至今我们在方法论上还没有实质上的进展。最近的一些研究与我们所见略同,例子有欧文·舍赫(Erwin Scheuch)和亨利·图恩(Henry Teune)的研究(奥因,1990),还有卡塞和牛顿(1995)的研究。 总体方法论的探讨反复强调大量案例的价值,它们有助于揭示因果关系的过程。大国能够把个案的独特性压缩为“噪声”。我们追求这个目标时分析以下两种情况:①各国公民评估单个特色的重要性,比如教育和年龄的重要性;②地方政府分析政治制度的特色,比如工资不平等或政党力量的特色。十年来,我们搜集和分析的数据来自世界各地的60000位公民和7000座城市,研究的情况反映在我们的3卷书里。就这样,我们在研究地区和公民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做了比较准确的概括。令人满意的是,我们的许多总体命题是可靠的。 我们常常在“财政紧缩与都市革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前进。该项目启动的时间是1983年,已经成为全世界研究地方政治的最具广度的研究。参加项目的研究人员一共有550人,分散在35个国家,他们在会上和网络上切磋,分析核心的可比数据。合作者搜集共享的数据涉及公民和地方公共官员,涉及地方、地区和国家的社会经济特色。专门用来描绘后工业政治地图的许多条目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范围。以上数据大多数都可以在因特网上获取,供研究人员下载。 首先需要感谢的是十多年来参与“财政紧缩与都市革新”项目的同仁,许多人进入了我们的附录。文森特·霍夫曼一马丁诺在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游学的一年里,协助我们启动这个项目,然后又在巴黎组织项目同仁开会(研讨会论文集由波尔德夏姆等编,1989)项目经费甚少收效甚丰,确乎令人惊叹;成功的秘密在于许多人慷慨奉献时间和资源。我们创建了一个非赢利性组织“市政革新分析公司”,从事几种互相交叉活动。董事会的成员精明能干,尤其得力的是小西德尼·斯泰因(Sydney Stein Jr.)、马歇尔·霍雷布(Marshal]Holleb)、梅尔文·米斯特(Melvin Mister)、费迪南德·克雷默(Ferdinand Kramer)和伯顿·迪特考斯基(Burton Ditkowsky),市长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担任董事长。罗纳·费格森(Lorna Ferguson)鼓励我们从东京到佛罗伦萨的研究活动。罗万·米兰达、理查德·鲍姆启动了协调的工作。马克·格洛马拉(Mark Gromala)仔细校读全部手稿。爱德华·维特拉齐尔(Edward Vytlatcil)做人事和数据管理。帕维尔·斯万涅维茨(Pawel Swianiewiez)、艾瓦·朱钦斯卡(Ewa Jurczynska)和杰内特·斯塔梅塔尔(Janet Stametal)在东欧问题上给我们启示。柯文·萨尔(Kevin Sahl)搜索图书馆资料。卡伦·拉德尔(Carlen Rader)为日本每个县的大量教育资料编制代码。豪威尔·伦延(Howard Runyan)和乔恩·豪威尔(Jon Howard)的编辑干得漂亮。乔治·卢姆赛(George Rumsey)处理图片和文本。
|